母亲、父亲和祖辈，谁带孩子更合适？这也许是一个人类学问题
在进入本次讨论前，阿信先向各位家长读者提问：从孩子降生至今，哪个瞬间带给你的幸福感最强烈？
不少读者可能会回答：孩子第一次喊“爸爸妈妈”时、首次送孩子上学时、孩子悄悄为自己准备节日礼物时……
然而，2024年发表在《人口与经济》期刊上的一篇名为《生育的幸福效应》的研究中，作者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至2018年数据后发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当年达到顶峰——换言之，从大样本来看，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幸福感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除了激素变化等生理因素，幸福感下滑的一个核心原因，许多家长都深有体会：抚养孩子实在太累了！
婴儿期需要半夜喂奶、换尿布，幼儿期要时刻提防他们调皮捣蛋，上学后要辅导功课，等孩子进入青春期，冲突更是层出不穷。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个体从出生到身心成熟的过程过于漫长，以至于大多数时候都需要专人照料。对于某些家庭，谁带孩子甚至会引发长期冲突。
我们容易形成这样的时间图景：前工业时代，带孩子几乎全由母亲承担；进入工业时代，双职工家庭和外出务工家庭比例大增，祖辈开始广泛参与抚养；相比之下，母亲总是付出更多，也更容易因抚养退出职场，而父亲更容易缺位；这些性别差异在其他动物尤其是近亲灵长类中也能观察到，因此归根结底是一种生物本能，即所谓的“母职”与“父职”。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母职”与“父职”究竟是基因的束缚，还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虚构？
当代人类学泰斗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跨越20多年完成的“父母他”三部曲（《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中，对人类抚育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颠覆性地提出：
母性并非无条件的利他本能，而是自然选择塑造的灵活应对策略；男性深度参与养育不仅是社会观念进步，更有生物学基础；而由祖母、姨母及其他“异亲”（alloparents）构成的合作抚育体系，塑造了人类理解他人、产生共情的独特能力。
以下，我们分享由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附属教授许晶为这三本书撰写的导言，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文摘编自书中导言（许晶撰），原题《人类抚育的自然史》
部分内容有删节
谁在抚育人类后代？为什么？
出生于1946年的莎拉·布莱弗·赫迪是当代享誉世界的演化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先驱。她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退休后，与丈夫在北加州的农场种植核桃，致力于恢复当地生态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赫迪的学术成就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曾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会士，并获得古根海姆奖。她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莎拉·布莱弗·赫迪
中信出版这次引进的《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三本书的英文原版分别出版于1999、2009和2024年，每本书都结合了人类学、生物学、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内分泌学、发展心理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分别讨论母亲、异亲和父亲抚育后代的自然演化史。这三本书连同她更早的著作《从未演化的女性》都是在国外风靡一时的科普书，不仅促使学术界重视女性和婴儿在灵长类—人类演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还更新了大众对人类抚育的理解。
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一部交织演化历史与现实关怀的宏伟史诗，带领读者从遥远的更新世（第四纪大冰期的核心阶段，常称“冰河时期”），甚至更早的地质年代走入21世纪。她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敏锐的洞察力探索关乎世界命运的问题——是谁在抚育人类后代？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今天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承载着亿万年的演化历史，也折射出自达尔文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学术发展历程。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母亲对婴儿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时，人类的异亲抚育现象也十分普遍，例如外祖母帮忙带孩子；但父亲的投入差异很大。从演化视角理解人类行为与心理的起点，就是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陌生化，对理所当然的人类抚育模式追问为什么。
理解赫迪的著作，先要理解她融合达尔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治学信念。她既深信自然选择作为科学认知方式的优点，又知晓性别偏见如何影响科学家的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这一派的达尔文主义者。艾略特与达尔文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都读过对方的作品。1882年，也就是达尔文逝世那一年，像艾略特这样的中上层阶级女性才获得了财产权。
左：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右：乔治·艾略特（1819-1880）
正如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形成与演化论的共鸣，赫迪的作品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扩展了达尔文的思想，修订了性选择理论长期以来只强调雄性竞争的思想范式。
性选择理论由达尔文于1871年提出，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得到重新关注：作为自然选择的特殊形式，性选择压力促使个体竞争交配机会；性选择的出现是由于两性之间的差异，雌性哺乳动物排卵、妊娠、哺乳，其生育成本高于雄性，因此两性围绕生殖成功率展开了演化博弈。
在赫迪成长求学的年代，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活动以男性为主体，演化理论也以雄性为中心，雌性在宏大的演化叙事里只是被动的边缘角色。赫迪的第一部演化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著作名为《阿布山的叶猴：雌性与雄性的生殖策略》（1977），其中剖析了叶猴社会中的雄性杀婴行为。她从女性视角出发，共情叶猴母亲的困境：“每隔27个月左右，它们就要面对一只试图杀死自己幼崽的陌生雄性。”这是灵长类动物学家首次在田野调查中强调雌性为保护自己和后代利益而施展的复杂生殖策略，然而学界对这本书的评论焦点仍落在雄性竞争，忽略了性选择中作为主体的雌性。
为了修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赫迪写出了第一本畅销书《从未演化的女性》（1981），她也成为“演化论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此后，《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三本书层层递进，将母亲—婴儿—他人（也包括父亲）的互动视为理解人类演化的核心，共同刻画出人类抚育的自然史：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看似自相矛盾——既青睐生育超出自身抚育能力的后代的母亲，又配以抚育支持极不稳定的父亲，但这实为硬币的两面……母亲之所以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抚育压力，父亲的抚育投入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是因为两性都在一个高流动性的体系中完成了演化，而异亲往往会提供补偿性帮助。”（《异亲的照顾》）
赫迪也格外重视婴儿的主体性：
“人类两性——无论是否为父母——都会被婴儿的转化力量所影响。负责这种转变的神经基质既存在于两性之中，也存在于异亲与父母之中。”（《父亲的时间》）
人类学界很少有学者能像赫迪这样，既对生物学抱有严谨的态度，又对文化保持同等的尊重。她本科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探讨的是玛雅神话。后来成长为演化人类学家的赫迪将生物与文化的交织运用于对母职、异亲和父职的分析。例如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就是两性的非对称性，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是灵长类演化的重要背景，而雌性的繁殖策略之一就是对父亲身份信息的操控。
从赫迪举的例子来看，女性无法像母狮那样通过遗传方式实现一胎多父，但文化的安排很有意思：在资源长期不稳定、成人死亡率高的社会，例如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社会，一些母亲会设法为孩子安排“额外”的父亲，这些部落形成了关于“可分父权”的传统观念，缓解了男性之间的嫉妒。
赫迪认为，生物与文化从来不是对立的，她推崇“达尔文+艾略特”，反对两种极端立场：一种将生物基础等同于本能，将女性锁定在母职角色上；另一种否认生物基础，拒绝演化视角。
2003年，赫迪曾如此劝诫人类学同行：“除非我们能找到一条建设性的路径，去超越‘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否则人类学将把对人性及人类多样性的研究领地拱手让给其他学科——遗憾的是，这一过程早已悄然开始。”在全球性别政治逐渐步入极端立场的今天，赫迪的提醒尤为珍贵。
母亲、异亲与父亲
如今重温赫迪的作品，不仅可以汲取科学营养，更能体会生命的联结与共情。让我们跟随作者穿越时光：新生儿的哭声不仅能改变人类母亲、父亲和异亲的神经内分泌水平，也能激起其他哺乳动物母亲的回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久远的时间尺度下理解人类抚育的演化历程。
为什么跟类人猿新生幼崽相比，足月的新生儿有这么多脂肪？婴儿可爱迷人，头皮散发着奶香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自然选择，才成为天生的感官陷阱？婴儿为什么对他人脸庞、面部表情和视线如此敏感，婴儿的凝视隐藏着怎样的演化秘密？
在所有哺乳动物中，灵长类母亲与幼崽之间的纽带最为牢固，而其中，相较于全身心投入抚育的类人猿母亲，为什么人类母亲面对自己的婴儿有更多矛盾心理，会偏心，甚至会弃婴、杀婴？这种矛盾心理有没有生物学基础？人类母亲遭遇的两难处境只是现代产物吗？“母性”究竟是什么？
《母亲的身份》英文版于1999年问世，赫迪一反早期演化理论只强调雄性竞争的性别偏见，把女性和婴儿的主体性置于聚光灯下，破除了“母性=女性本能”的迷思。
根据生命史理论，生物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要在生长、生计与生育之间权衡。赫迪的老师、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提出了亲子冲突理论，即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共享的基因比例并非百分之百，导致双方在资源分配上存在演化利益的差异。
人类的亲子冲突体现在多方面——母亲和胎儿之间、想断奶的母亲和不想断奶的婴儿之间、想把爱分给所有孩子的母亲和想独占母爱的婴儿之间等，这些冲突在人类抚育的独特演化轨迹中格外明显：在所有类人猿幼崽中，婴儿体形最大、发育最慢，但人类的生育间隔更短，生育率也更高，因此抚育压力更大。人类母亲从远古时期就要在生存和生殖之间取舍，条件艰难的时候，还要在多个幼儿之间取舍。正是在这样的选择压力下，人类母亲演化出高度条件性的灵活适应策略，得以保障至少一部分幼儿存活。幼儿也并非被动接受命运，而是在主动博弈：他们要吸引照护者的关爱，甚至与兄弟姐妹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赫迪说，母爱需要被激发，激发母爱是新生儿的演化挑战。婴儿的可爱、哭泣、凝视等行为都是吸引照护者关爱的信号，而母亲对自己婴儿的反应，受到源于哺乳动物的、灵长类的、人类的生理反应的混合影响（《母亲的身份》），受到婴儿信号的牵制，也受到生态、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此母性既非刻板本能，也不是神话迷思。
养一个娃需举整个村庄之力，除了母婴之间的协同演化，合作抚育这种古老策略也是自然选择为母职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26岁的我，初为人母不知所措，幸亏有母亲在身边帮忙。记得我母亲给外孙换尿不湿的时候一脸骄傲：“我生你那时候一看到屎尿就觉得恶心，可是现在我闻着外孙的屁股都是香的！”为什么我的母亲在年龄增长后，心境会有这样的变化？隔代亲有没有生物基础？
26岁的赫迪尚未生育，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深山老林里观察叶猴种群。她看到一只牙齿磨损严重的年老雌猴为保护幼崽，一次又一次与体重是自己两倍、长着匕首般锋利犬齿的雄猴搏斗，心中震撼不已。这次经历让赫迪重视衰老雌性对物种演化的意义，思考为什么女性绝经之后还能存活很长时间，而不像我们的灵长类近亲绝经不久就死去。
赫迪从利他行为的演化视角理解合作抚育的自然历史。她援引汉密尔顿法则，当亲缘系数×收益>成本时，利他行为就可以被自然选择保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蜂这样的真社会性生物。演化人类学的祖母假说认为外祖母、祖母等异亲协助母亲承担抚育工作，在人类演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赫迪则更进一步，在《异亲的照顾》中延续女性—婴儿—人类社会认知的叙事，提出合作抚育不仅保障了更新世幼儿的生存福祉，而且塑造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倾向。
《异亲的照顾》本是《母亲的身份》一书的“连体婴儿”，赫迪认为没有异亲照顾就无法解释人类母亲及其幼儿的特点。与生俱来追求主体间交往、渴望相互理解是智人与类人猿的重要区别，赫迪称之为“情感现代性”，人类幼儿与照护者的交流就是鲜明证据。其他类人猿也面临心智理论（亲子读心）和马基雅弗利式社会操纵竞争的选择压力，为什么唯独人类脱颖而出，演化出深刻的社会认知？
赫迪找到了解答问题的线索：不同于对幼崽具有强烈独占欲的类人猿母亲，人类母亲容易信任异亲来共同照护婴儿。她批评此前的主流理论中“猎手+战士”的男性叙事过度关注群体内合作对更新世晚期群体间竞争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抚育后代这样更古老的动力：“从演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共同照护和供养后代，群体内外的所有战略博弈与冲突，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咕哝与挣扎。”（《异亲的照顾》）她认为人类的长寿、漫长的童年和发达的大脑，都是在合作抚育背景下出现的特质。
人类父亲为阐释抚育行为的自然历史出了一